唐代至明代牡丹图流变概况及对当朝的意义

牡丹秦汉以前无考，东汉末最早作为药用植物记载于东汉《神农本草经》中，隋炀帝爱好奢华，广召天下鸟兽草木入京，易州进贡了20箱牡丹，栽植于御苑当中。从此牡丹走进了上流社会的审美当中。

唐至五代对牡丹的推崇及牡丹图

初唐时期，牡丹仅出现在皇亲贵胄、达官富豪的庭院中，作为他们互相赠送的礼品，普通百姓家中接触不到牡丹。牡丹被大多数人冠以富贵意涵，除此之外，人们还给牡丹赋以其他正面积极的评价。以“劲骨刚心”形容牡丹。李白心中牡丹与杨贵妃地位相近，展现了牡丹的高贵之美。唐代以栽植的牡丹颜色深浅判断栽植者的家境和地位，具有一定的阶级分化意义。

花色越深的牡丹，价格越贵，这类牡丹主要是皇室贵族在栽植，而绿白色的浅色牡丹价格相对较低，更为适合普通民众的选择。中唐以后许多平民百姓都栽植浅色牡丹，白居易也是其中一员。中唐时期，种牡丹、赏牡丹成为社会风潮。诗人刘禹锡曾说过牡丹花开时，整个京城都为之震动。

白居易写出了人们对牡丹的推崇。可见当时牡丹的观赏活动频繁，产生的影响范围广。唐代重视佛教，寺庙道观遍布长安，牡丹花型硕大，典雅端庄，被庙观选为用以供奉的“佛花”之一。在宗教的助力下，牡丹变得更为流行。

一时间整个社会，上至皇族官宦，下至平民士大夫都对牡丹心驰神往。中唐以后随着社会的动荡，人们颠沛流离，生活无所依，对牡丹的追崇减淡。盛唐时期，牡丹是诗人、画家口中手中津津乐道的意象，经济的繁荣催生了牡丹图的诞生。唐代画过牡丹图的有画家边鸾、刁光胤等。

宋代程朱理学下的牡丹图

宋代，世界上最早的、欧阳修编著的牡丹专谱《洛阳牡丹记》中说到牡丹来洛阳，才是备众花之一种，列第不出三以下，不能独立与洛阳敌。洛阳成为了牡丹的种植中心。宋代人们对牡丹的喜爱丝毫不亚于唐代。在宋画当中也出现了很多佚名的《牡丹图》。两宋花鸟画发展趋势多元，在宋徽宗赵佶为代表的宣和画院的影响下，两宋的花鸟画以工笔重彩院画为主流。

北宋初年，宫廷花鸟画生动细腻，设色明艳，富丽堂皇，主要受到黄氏父子的绘画风格影响。据记载黄氏父子成为了当时画院画师的选拔标准，再后来崔白文人画风对院画广生了影响。两宋院画和文人画中都有着写生、写趣和诗意的展现。宋代牡丹图的绘画形式与统治阶级的审美及当时程朱理学的兴起有很大关联。

宋朝出现了许多理学大家，如二程一朱。这个时期有关理学的著作也增多，并且程朱理学家的著作逐步成为了南宋官学的主流。在理学的影响下，宋代绘画通过观察、分析、研宄事物的每一处细节来通晓事物蕴含的真正道理，以此来实现理学中的“格物”思想。

宋代画家认为画牡丹是一件寻常事。经济的繁荣使得牡丹题材的绘画增多，牡丹似乎已经成为了盛世的代表。两宋注重格物致知，牡丹图多采用双钩设色，关注牡丹之形，强调对牡丹的客观描写。此时的牡丹图大多工整细腻，由对客观事物的整体认识，获得某种知识和理。虽然宋代院体花鸟画盛行，但是文人花鸟画也出现了不少名家，人们对事物极尽写生的专注发生了一定的转移，宋代文人画为元代文人画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外理与内心相融合的道路。

元代牡丹图

元代处于少数民族蒙古族的统治下。蒙古族作为马背上的民族，总体较为尚武，统治阶级曾停开科举长达34年之久，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径被阻断。科举恢复之后，以程朱理学为主要考试内容，使得程朱理学又兴盛起来。元末崇雅尚己，人们逐渐挣脱了克己的理学思维，开始具有更多的延展性，文人画有了“心源”为其艺术创作的支撑点。

在元的统治下，宫廷画院已不复存在，加之科举之路遭到长期阻断，许多文人无门入仕，也已无心再入仕。在这样的情况下，元代牡丹图可以分为三种风格，一种是承袭两宋院体花鸟画极尽精微的工笔牡丹图，另一种是写意而又禅意深远的文人牡丹，还有一种介于工细与写意之间，工写结合的牡丹图。

元代工笔牡丹的代表人物钱选曾自称“犹有余情写牡丹”，在钱选《八花图》卷、《花鸟图》卷中的牡丹用笔细腻，设色清新，格调高雅。元代鲍敬、吴镇、边鲁、王渊也曾画牡丹图。王渊以“落墨”写牡丹，主要用到了勾花点叶的技法，对沈周产生了影响。

明代牡丹图

明代人们对牡丹的看法从一些明代著作中可以初见端倪。袁宏道的《瓶史.品第》中认为花卉有品第之分。吴从先的《小窗自纪》中将不同花卉分为艳品、名品、隐品、禅品四种不同的品类。牡丹芍药居名品之列，“名”字可以解释为众所周知、著名。由“名”这一字便可以看出，牡丹在吴从先的眼中是带有雅俗共赏的意味的。褚人获、陈继儒以“贵客”、“酣酒客”形容牡丹。在与众花的对比中，牡丹始终列于名品、贵客之列，说明明代牡丹依旧处在较高的地位上。明清时期，程朱理学依旧处于较为主要的地位。明中后期王阳明心学发展迅速。

王阳明继承了陆九渊“心即是理”的思想。在理学和心学的双重影响下，明代牡丹图出现了两种分化，一种是宫廷画家的精细富丽的工笔牡丹图，另一种是文人画家探索而出的直抒胸臆的水墨写意牡丹图。明初宫廷画家中虽也喜好具有吉祥寓意的事物，但牡丹图少有突破，画牡丹的文人画家反而增多。沈周、陈淳、徐渭、张忡、陆治等人都有以牡丹为题材的画作。

元代文人将情感寄托于花鸟山水当中。这一时期的文人花鸟画在题材选择上偏好梅兰竹菊、“四君子”、“岁寒三友”、杂花等题材。此时花鸟画题材不断扩大，代表着文人画题材的包容性也逐渐扩大，曾经文人可能不肩的“富贵花”，也就是牡丹，逐渐出现在文人画家的画作中。

中国文化中乐于在盛世描写牡丹鸾凤等富贵吉祥题材，乱世则爱好绘制梅兰竹菊等隐逸题材。与唐宋相似的是元代盛期对牡丹的栽植依旧十分盛行，元代牡丹依旧盛行，但已经不像中唐那样寻常百姓家可以栽植的，而是富贵之家的宠儿。

牡丹的栽植依旧带有阶级性。其中，沈周以水墨写意牡丹图开启了明代牡丹图的新面貌，其后陈淳、徐渭将写意牡丹进行发展，使写意牡丹与文人思想相互融合。

清代至近现代以来，许多画家都乐于描绘牡丹之美。清代戏剧家李渔将牡丹居于正位，并指出两者之间尊卑有别，牡丹处于王位。赵之谦、任伯年、恽寿平、蒲华、张大千、陆抑非、于非闇、陈之佛等也画过牡丹。其中赵之谦、任伯年等人以写意牡丹为主，而恽寿平则将撞色撞彩技法运用到了牡丹图中。众名家的创新与探索使牡丹图在技法上及思想上都变得丰富来。

沈周的牡丹图突破了前人工细牡丹的绘画技法，以写意的笔法为后人展现出了新的牡丹图表现技法。沈周牡丹图创作中既吸取了前人的绘画经验，又在其牡丹图中融入了文人对牡丹这一“富贵花”的别样情怀。在牡丹图的发展过程中，沈周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因此沈周的牡丹图具有一定的研宄价值。

结语

自古以来牡丹是众多文人墨客笔下用以抒情达意的物象之一。人们将牡丹推到了花中之王的地位。周敦顾曾说“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由此可见牡丹一向受到世人的喜爱。文人对花丼的鉴赏并不只是观其外在的形态或判断其品第高低，文人在花丼品评的同时也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环境和个人价值取向。牡丹在世俗环境中被赋以富贵意涵，往往为清高的文人所不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