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康仲英的牡丹文化情结

李嘉珏(左)和康仲英(右)在研究牡丹品种

康仲英的牡丹园里,一株株嫩黄色的牡丹正在怒放!摘下一朵盛夏开放的牡丹,插在花瓶里,霎时,一屋子里便弥漫了牡丹的芬芳!而牡丹园里,还有许多花蕾,正在枝头随风摇曳,等待着生命中最美丽的那一刻的到来!

今年75岁的牡丹培育专家康仲英介绍说,这个牡丹名字叫“海黄”,原产地在美国,我2003年从日本引进过来后,很快就适应了临洮的气候和水土,长势喜人。“海黄”在春季和夏秋季都能开花,现在是二度开花,一株接着一株,次第开放,一直会开到初冬。

康仲英的牡丹园位于临洮县城北部,占地60余亩。退休18年来,康仲英把所有的精力,都交付给了牡丹。

眼前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人,在2018年,当选为中国花卉协会牡丹芍药分会副会长。2016年和2019年,分别在唐山和北京举办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上,应中国花卉协会的邀请,出任世园会牡丹芍药展赛的评委。

世人多以“国色天香”一词形容牡丹,这句话就来自唐人李正封的诗句:“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李正封祖籍古陇西狄道(临洮)。这两句传承了千年之久的诗句,成为世人对牡丹最权威的评价。

李嘉珏,是我国著名牡丹专家,教授级高工(享受国务院颁发特殊津贴),现任中国花卉协会牡丹芍药分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中国牡丹全书》《中国牡丹图志(西北、西南、东南卷》《中国牡丹》等。

2012年,由李嘉珏、康仲英编著的《临洮牡丹》一书,由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该书对紫斑牡丹的历史沿革、园艺品种、栽培技术、牡丹文化等,分七章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介绍,对后人研究临洮牡丹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史料,在艺术界反响热烈。

2018年5月,由康仲英编著的《临洮牡丹纪事》,通过大量的出土文物资料,详细地勾勒了一部临洮牡丹的数千年发展史:

在距今四五千年以前(公元前3300—1600年)的马家窑文化和寺洼文化时期,洮河流域的先民们就已经开始对牡丹有所接触,从残存的陶片上,可以找到牡丹图案的痕迹。

2001年6月,临洮出土了一对紫斑牡丹纹饰灰陶罐,经考古专家鉴定为唐初遗物。成仿云在《中国紫斑牡丹》(2005)中指出:“不仅证明了当时在临洮有紫斑牡丹栽培,也增加了中国牡丹纹中一种极其稀有而少见的种类——紫斑牡丹纹”。

2005年秋,临洮东峪沟(汉墓群所在范围)砖厂取土时发现一处古墓,其中一块墓砖上牡丹深凹其间,花插瓶中,花朵初开。文物鉴定专家苟惠迪认为是唐代遗物。这说明,早在1000多年前,这里的先民们就有插花意识。

2002年10月,临洮一民间文物爱好者,从临洮西坪地区收藏了36块古墓雕砖,其中3块雕有牡丹纹饰,牡丹图案层次分明、形态逼真、雕工精湛,艺术水准不凡,经鉴定是中唐遗物。这表明,当时的牡丹文化已日臻成熟,雕刻技艺也步入成熟阶段。

宋金至元代,临洮牡丹是唐代观赏栽培的延伸。

2005年,临洮东峪沟出土唐宋时期古墓砖,其中一块是牡丹纹饰压模砖——牡丹童子图,寓意深远。

2006年8月,临洮潘家集伊家山出土的宋代古墓,墓壁饰砖有多块是牡丹图案压模砖,还有人物造像等。

2009年6月,临洮衙下集镇红道峪口新建砖厂时,发现宋代合葬墓。墓室整体造型古朴豪华,墓室四周均以牡丹雕砖及压模砖相饰。

2010年秋,临洮西坪地区一农民建房时发现一处方形拱顶古墓。这是一处金代墓葬。墓壁四周以彩砖相饰,彩砖有人物、花卉图案,其中绝大部分是神态各异的砖雕牡丹、芍药花。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十块牡丹雕砖中间,有数块盆栽牡丹图案。这反映出的信息是,800年前临洮已有盆栽牡丹。

近期文物爱好者袁鹏先生提供的《临洮府志》(原件现存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影印件证实,在明代,临洮志书已将牡丹列为《花卉篇》之首,可见牡丹当时就享有无可争议的花王地位。

清代陇上著名诗人吴镇,写了30多首诗,颂扬家乡的牡丹:“牡丹真富贵,狄道(临洮)颇称雄。绝艳生天末,芳华比洛中。”他还深情地写道:“大帅雄风传北胜,美人国色在西方”。具有雄风大帅之气的紫斑牡丹传向“大北胜”,国色美人就在中华西部的陇原大地。

1992年,临洮西乡出土了明代的青花褐釉牡丹双系盘口瓶,这是无数牡丹实物中比较典型的紫斑牡丹实物。

康仲英不仅细致地描绘了一幅临洮紫斑牡丹的发展史,他还认为,我们的祖先早在1000多年前,就以牡丹为载体,开始了东西方文化交流。

李嘉珏教授说,中国牡丹在唐代就已传入日本。康仲英说,最近进一步探讨牡丹历史,翻阅资料,找到了十一世纪日本牡丹的实物画,进一步印证了李教授的观点。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博物馆等博物馆,藏有不少十一世纪以来的牡丹纹饰的瓷器,这说明北宋以后,牡丹文化就传入了欧美地区。

李嘉珏《中国牡丹和芍药》记载,17—18世纪,中国牡丹瓷器先后传到欧洲,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大量资料证实,中国牡丹瓷器早在11—12世纪就已传入英法等国。

“这说明,我们中华民族,从古以来就是一个开放大气的民族,我们不仅善于引进来,更善于走出去”,康仲英感慨地说,在我们大西北人民群众的心目中,牡丹不仅是富贵的象征,也是美的化身,更是纯洁与爱情的象征。

自唐宋以来,牡丹成为吉祥幸福、繁荣昌盛的象征,并得以世代延续。1959年,周恩来总理在洛阳说过:“牡丹是我国的国花,它雍容华贵,富丽堂皇,是我们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美好幸福的象征”。今天,牡丹的这一文化象征意义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因为她非常贴切地代表了改革开放的中国国泰民安、前程似锦的美好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理想和愿望。

“老骥自知夕阳晚,无须扬鞭自奋蹄!”康仲英这样自勉!